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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控告广西北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邓毅昌

字号+ 作者:消费参考网 来源:未知 2019-03-26 19:09 我要评论( )

举报/控告书 举报/控告人:丛刚,原北海市造漆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因被诬陷被枉判受贿、挪用公款,现被关押于北海监狱。一直在坚持无罪申诉并对相关司法人员违法犯罪问题进行举报、控告。 举报对象:北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邓毅昌。 控告对象:北海市监察委委

  举报/控告书
  举报/控告人:丛刚,原北海市造漆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因被诬陷被枉判受贿、挪用公款,现被关押于北海监狱。一直在坚持无罪申诉并对相关司法人员违法犯罪问题进行举报、控告。
  举报对象:北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邓毅昌。
  控告对象:北海市监察委委员、第四监察室主任叶艳。
  事 由:
  2017年5月,举报人举报北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邓毅昌的举报材料几经周折得以寄出。2018年初,北海市监察委立案查处,由监察委员、第四监察室主任叶艳等承办。(包括以前对北海市检陈琼、银海区检曾德森、北海市检吴斌/张全利等人的举报,全部并案处理)
  叶艳曾任北海市海城区检察院检察长,是邓毅昌的继任者和下属,2018年初刚晋升为监察委员。叶艳站出来为北海市司法系统的违法犯罪分子充当保护伞,为了帮邓、陈、曾、吴/张等人开脱,叶艳颠倒黑白、编造谎言、歪曲法律、枉法结案,并宣称以后关于邓等人违法犯罪的举报,一概视为重复信访,北海市监察委不再处理、不再回复。
  邓毅昌就其解除冻结退还涉案资金的行为所做的说明,不但不能证明其行为合理合法,反而是有罪供述,自认违法犯罪。叶艳、吴斌/张全利等人篡改案外人划给银检的20万“退款”的性质、意图掩盖陈琼敲诈勒索的罪行,却顾此失彼,是对邓毅昌的有罪指控。叶艳为帮邓开脱而编造的谎言被其自己所举证据戳穿,反证邓是在犯罪。邓毅昌的行为的违法犯罪性质更加清楚,叶艳等根本不做处理。
  对于邓毅昌的违法犯罪问题,举报人继续向上级纪检监察机关举报,依照《监察法》第十六条规定,请求广西区监察委提级管辖,直接查处。
  对于叶艳循私舞弊、抹案压案,包庇违法犯罪人员,为司法腐败分子充当保护伞的恶劣行径,控告人依照《监察法》的规定,向上级监察委提起控告,请求广西区监察委依法查办。
  相关事实和理由陈述分析如下:

  一、邓毅昌对于其批准并亲自办理的解冻退款行为的说明,不能证明其行为合理合法,反而是有罪供述,自认其行为违法并涉嫌犯罪。
  2018.04.24叶艳到监狱找举报人做“答复”。据叶艳所说,邓给监察委的说明只有“依法”两个字。邓自己不说明,叶艳等人却替邓找了法律依据,说解冻退款是“返还给被害人,职工(特殊人员)是被害人”。由于举报人的要求,叶艳“经请示同意”安排邓毅昌自己做说明。2018.08.01叶艳对举报转述邓的说明的内容:2018.05.18邓毅昌对解冻退款的说明是“应远江公司所请及造漆厂职工的要求,考虑企业开展业务等需要资金,经研究同意解冻退还”。
  根据法律法规,对照事实,邓的说明自认其行为是违法犯罪。
  1、邓毅昌2018.05.18说明中提到的解冻退款的理由,与法律法规的规定相背,自认其行为违法。
  《刑事诉讼法》第143条、第234条及《人民检察院冻结、扣押涉案款物工作规定》第21条、第32条规定,在诉讼终结前处理冻结、扣押的涉案资金的合法理由,只有明确的两个方面:①被害人的合法财产直接返还给被害人,②查明确与案件无关而返还原主。而三天内退还则只有“查明确与案件无关”这个唯一的理由。
  邓毅昌批准并亲自办理,在三天内(2011.04.26申请,2011.04.29解冻退还)解除冻结,将全部资金(包括涉案公款)退还给了远江公司。远江公司显然不是被害人,邓的行为唯一的合法理由只有“查明确与案件无关,退还原主”。
  邓在2018.05.18的说明中提出的解冻退款的理由是“应远江公司所请和造漆厂职工的要求,考虑企业开展业务需要资金”。这样的理由显然与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符。并且远江公司根本没有任何业务,北海市造漆厂也已停业,所谓开展业务完全是虚假的说法。邓毅昌没有做任何审查,以虚假说法为理由而解冻退款。
  邓毅昌的说明自认其解冻退款的理由与法律规定不符,是违法行为。
  2、邓毅昌2018.05.18说明中提出“应职工要求”的说法,与实际上将资金全部退给了远江公司的做法相矛盾。邓的行为根本是违背“职工的要求”,是违法,并且是私自处理,涉嫌构成犯罪。
  举报人被诬的受贿、挪用公款案一审开庭前,造漆厂的前职工及“特殊人员”等写请愿书,由银海区检察院转给银海区法院,附于案卷之中。其中《造漆厂安置方案》中提到的特殊人员中的几个人,按照陈琼、曾德森等人的安排,诬告举报人“以他们的名义向政府要了钱却不发给他们”,要求司法机关追回并发给他们。
  邓的说明中提到的“职工的要求”是什么内容,是怎样送到邓的手上的,邓没有说清。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由于职工与债权人的矛盾和对债权人的猜忌,并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职工的要求”只能是要求发钱给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要求退款给远江公司。“职工”是绝不会要求将“以他们的名义要来的公款(剩余的安置资金)”退还给远江公司的。
  邓将“公款(涉案资金)”退给了远江公司,这是背离了“职工的要求”。“应职工要求”的说法,与叶艳等替邓编造的“退还给被害人,职工是被害人”的说法,本质上是相同的。就是将剩余资金强定为必须发给特殊人员的专项资金。(这表明了叶艳与邓相互串通)
  《人民检察院冻结、扣押涉案款物的工作规定》中提到的返还给被害人,全部要求直接返还给个人,甚至要求领取人签收。依照法规要求,邓毅昌应职工要求而解冻退还资金,同样应直接退还给特殊人员,而不应退给远江公司。
  现实情况是,邓违反法规规定,违背“职工的要求”,将剩余安置资金(即指“公款、涉案资金”)全部退给了远江公司,并且纵容案外人将“公款”划走,占用了四年多。邓与案外人约定一同去银行,亲自办理了解冻退款。邓毅昌出于私下交往,出于私心私利而私自处理冻结的公款,涉嫌构成犯罪。
  3、邓毅昌2018.5.18的说明以及举报人提供的证据可表明,邓的行为与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解冻退款的程序相违,是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
  邓的说明表明,邓直接收取了案外人的解冻申请,认为申请理由合法,并批准了申请,同意解冻退款。举报人收集的银行登记表表明,邓、陈亲自去银行操作了解冻退款工作。
  《刑事诉讼法》第143条和《人民检察院冻结、扣押涉案款物的工作规定》第21条指出:“办案部门认真审查,发现确与案件无关的,三日内解冻退还…”,《工作规定》第33条指出:“处理冻结扣押的涉案款物,应由办案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管理部门会同办案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邓的说明表明,办案部门没有审查,没有出具意见,邓绕过办案部门,直接收取了案外人的申请;邓批准的是案外人的请求而不是办案部门的意见。案外人的申请,没有说明并证明要求解冻的资金与案件无关,远江公司和造漆厂都没有业务开展。邓本人也根本没有做过任何审查,即批准了申请。邓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案外人反映,邓、陈与案外人私下商谈,邓、陈安排写申请,陈不满律师代拟的文稿而自行修改定稿。因为是邓、陈安排的,是陈修改定稿的,所以才不审查不经过办案部门,直接批准。
  解冻退款的相关手续应由管理部门会同办案部门办理。邓、陈撇开管理部门和办案部门,直接与案外人约定在银检会合,一起去银行亲自办理解冻退款,违反了程序规定,是违法行为。
  邓毅昌违法私自处理冻结、扣押的涉案资金,涉嫌与案外人一同侵占挪用了“公款”4年多,构成犯罪。

  二、邓毅昌与案外人私下交往,接受宴请的线索和证据
  2018年4月2日,北海市监察委(纪委)信访室领导到监狱找举报人,回访并了解邓、陈与案外人私下交往,接受宴请的更多线索。举报人将相关线索一一陈述。由于监察委将案件交第四监察室承办,2018.04.24,在举报人家属的催请下,叶艳等人到监狱找举报人。谈话过程中,举报人提供了补充的线索。
  (1)2010年6月底,举报人被非法刑拘、逮捕。2010年底,案外人戚忠诚到北海市,查问远江公司资金情况并了解举报人的案情。当时造漆厂某些无赖因泄私愤而诬告举报人;二轻联社某些官员因为强占剩余资金不成而迁怒于举报人借机整人;陈琼、曾德森等人为借办案搜刮而非法办案、骗供骗捕、制造伪证、敲诈勒索;举报人家属出钱给曾、陈等办理取保因意外原因失败;因为这些情况,戚无法直接与陈、曾接触,于是经他人介绍找到时任银检检察长的邓毅昌。戚与邓交往、吃饭、商谈等情况,经律师转告举报人。
  (2)2011年1月28日,不是案件承办人的陈琼、曾德森到看守所提审。陈琼扯出了“挪用公款”的说法。陈出示了一件调查报告,结论是不构成挪用公款。陈琼自己主动解释是邓要求他出面处理的,并且邓、陈都已和戚有交往,接受过宴请,与戚商谈过。陈琼表示,当天晚上,他将带曾德森去和戚见面吃饭商谈。
  2011年1月30日,陈、曾果然带戚和另一案外人魏增连一起到看守所见举报人,利用戚、魏和举报人谈条件。由此印证了陈带曾去见戚吃饭商谈的说法。
  (3)2011年2月1日,曾德森等带取保证、释放证到看守所骗供。期间曾打电话给戚,曾要求举报人与戚通话。曾的手机中存有戚的号码,曾与戚有私下交往。
  (4)2011年4月2日,邓毅昌安排银检公诉人刘延河持取保证、释放证到看守所释放举报人。此次取保,无申请、无保人、无保金,案外人反映是其与邓等吃饭时,邓自己提出“无论如何先把人放出来”,并安排了此次取保。
  (5)2011年4月26日,案外人递交解冻申请。据案外人反映,交申请是邓、陈在私下商谈后安排的。戚找律师代拟文稿但不过关,陈琼修改定稿后交邓毅昌批准。
  (6)2011年4月29日,按照私下约定的时间,案外人戚赶去银检与邓、陈会合,一起去银行,邓、陈亲自办理了解冻退款。
  (7)2011年5月12日戚从远江公司帐上划出了20万退款到银检帐户。2011年5月25日,远江公司帐上划出10万到伟兴汽配店。据戚反映,这30万(20+10)是在私下谈判中,由陈琼捏造假案敲诈勒索,向案外人索要的。其中划去伟兴店的10万,经转手送给检方人员个人。
  以上线索事实中,有些有书证、人证等可以确定。这些线索、事实、证据表明,邓与案外人戚私下交往、接受戚的宴请。包括陈琼、曾德森等都因邓的介入,而与戚私下谈判,接受过戚的宴请。“挪用公款”的说法,就是在这样的私下谈判中,由陈琼捏造出来,意图借此掩盖非法办案、骗供诱捕、制造伪证诬告举报人收好处费的问题。

  三、北海市检吴斌/张全利以及叶艳等,为包庇陈琼掩盖其敲诈勒索、个人索贿等罪行,将案外人划去银检的20万退款篡改成安置费;陈琼、曾德森等串通法院的腐败法官,用执行裁定方式来“确定”。这样的篡改,是顾此失彼,是指邓毅昌犯罪。
  2011.05.12,案外人戚从远江公司帐上划出20万退款到银检帐户。在解冻申请中,有“将隐瞒的资金交银检待后依法处理”的内容,划去银检的20万退款,明显就是“隐瞒的资金”,也就是陈琼敲诈勒索的30万中的一部分。
  吴/张及陈、曾(可能也包括邓在内)等人共谋,将20万退款篡改成安置费,实质上是在说邓、陈一直确知冻结的资金中有公款,戚忠诚编造承诺,骗邓、陈解冻退款,并在退回了20万公款安置费之后,划走侵占了其余的76万公款。(叶艳就是这样指责戚忠诚的)这种说法,是在掩盖陈琼的犯罪行为,却顾此失彼,指责邓、陈私自处理冻结的涉案资金,构成违法犯罪。
  由于法律规定,只有在“查明确与案件无关时”,才可以“三日内解冻或退还”。如果邓、陈不是查明确与案件无关,而是明知是公款赃款却解冻退还了涉案资金,邓、陈的行为是明显的违法行为。而与案外人私下交往,接受宴请,违反程序规定亲自赴银行操作,放任纵容案外人划走侵占76万公款,根本不去追索等行为表明,邓、陈与案外人共同犯罪,而且是主谋。
  陈琼、曾德森等人操纵银检于2016.01.20划出20万“安置费”到二轻联社,随即串通银海区法院的同伙于2016.01.28移送执行(此时一审判决已生效3年多)。陈、曾操纵银法人员利用执行裁定将20万退款强定为安置费,将他们的图谋表露出来。由于清楚不能明确指责案外人戚行骗,不能指责戚划走占用公款赃款构成犯罪,不能追究戚的刑责,于是银法人员捏造事实、玩弄法律替戚开脱。他们先捏造出是(身处监所之中的)举报人去银行将公款存入戚个人帐号这种不可能发生的情形;被揭穿之后又玩弄法律,将公款赃款篡改成为公司债务,将追缴刑事案件的公款赃款篡改成追讨民事债务。银法的无耻“法官”,将公款赃款视同于公司债务,极为狂妄无赖——这是在蔑视删改《刑法》,因为如果公款赃款可以视同为公司债务,贪污、挪用公款等罪名和法条都无需存在了。
  将20万退款篡改成为安置费,只是帮陈琼换了一个罪名,同时也将邓毅昌指为罪犯。
  是同为检察官员的陈琼、曾德森、吴斌/张全利等人在指控邓毅昌犯罪;是法院的“法官”在指控邓犯罪;身为监察官员、办案人员的叶艳自己也在指控邓毅昌犯罪。

  四、叶艳编造谎言、捏造事实、徇私舞弊,替被举报人开脱;滥权越权、歪曲法律、拒绝查证、包庇违法犯罪的前同事,掩盖其犯罪事实。叶艳荒唐到举反证来圆谎,其列举的反证证明邓毅昌解冻退款行为是违法犯罪。
  1、2018年4月24日,叶艳找举报人谈话。据叶艳等人所说,邓毅昌对于解冻退款行为的说明只有二个字:依法。叶艳等人替邓找出法律依据:“退款给被害人,职工是被害人”。
  作为被调查人员,邓毅昌拒不对其行为合法与否做出说明。叶艳等监察机关办案人员却自行放弃调查者的身份,转而替邓辩解,为邓的行为编造“法律依据”。只此一点,已足以说明叶艳等人在帮邓开脱,在包庇调查对象。
  “退款给被害人,职工(特殊人员)是被害人”这种说法,是恶意捏造的谎言,与现实不符,同时也是对邓的行为违法的指控。
  2008年造漆厂安置职工时,市政府(国资委)没有文件或批复确定必须给职工(特殊人员)发放安置费。叶艳等人将职工(特殊人员)说成是被害人,将剩余的安置资金说成是特殊人员的合法财产,没有依据、没有证据,是凭空捏造。
  根据北海市政府(2004)12号文及相关劳动法规,“特殊人员”根本无权索要安置费无权要求补偿。是否发给安置费、补偿金是劳动争议是民事纠纷,不是检察机关管辖范围。检察人员强定必须发钱给特殊人员是越权滥权、诬陷举报人。叶艳将特殊人员说成是被害人;同样是凭空诬陷。
  《人民检察院冻结、扣押涉案款物的工作规定》中提到的“返还给被害人”都要求直接返还。而现实情况是邓等将资金全部返还给了远江公司。叶艳编造的谎言与现实不符,而且是指邓毅昌私自处理涉案资金,违法犯罪。为填上这个漏洞,叶艳又编造下一个谎话。
  2、叶艳将《解冻申请》中“承诺安置好职工”的内容,歪曲成案外人承诺将剩余资金(“公款”)发给特殊人员,并指责案外人以此承诺骗邓将资金全部退给了远江公司,案外人退回了20万后,骗走了其余的76万“公款”。
  因为自以为编造的谎言、假象很高明,叶艳得意忘形,随口指责案外人戚“品质恶劣,不守承诺,诈骗公款”,并且放话说“纪委已考虑将戚的诈骗问题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由于举报人表示赞同,叶艳意识到说走嘴之后,马上“变脸”,改称“有的犯罪是结果决定的,有的犯罪是过程决定的”,“戚骗走的公款已追回,没造成损失,所以不构成犯罪,不用移送公安机关”。几秒钟之前气势汹汹,叫嚷要抓人,几秒钟之后就彻底翻转说不构成犯罪,一会装人一会扮鬼,自己打脸却不觉羞耻,这才是“品质恶劣”。叶艳的反复表明她清楚不能明确指责戚犯罪,不能追究戚的刑事责任,否则戚会揭开黑幕,暴出邓、陈、曾、吴/张等人的犯罪事实。作为曾经的检察官员,叶艳的说法也是在玩弄法律、荒唐恶劣;如果骗走(侵呑、挪用)的公款被追回就不构成犯罪,贪污、挪用公款等罪名,法条都应改掉了。
  3、由于邓毅昌等人根本不去追回“被案外人骗走的76万公款”,说明邓与案外人共同侵占、挪用了这76万公款,涉嫌犯罪。叶艳对替邓开脱,编造出“因为有扣押冻结的举报人银行卡上的80万作为抵押”这个谎话。2018年8月1日叶艳拿出银检退还银行卡的签收单做为证据,试图圆谎。
  签收单及退还银行卡是反证,证明没有抵押,证明邓毅昌根本不想去追回76万公款,证明邓有犯罪嫌疑。
  2012年底,在北海市中院二审裁定宣判后不久,银检反贪局将(非法扣押的)举报人名下的银行卡退还给了戚忠诚,戚在签收单上签字,随后划走了卡中存款。退还银行卡时,一审判决已生效,此时银检如果想执行法院判决,如果有“抵押”的说法,银检怎么会退还银行卡?退还银行卡的签收单证明,邓从未将银行卡中的存款做为“抵押”,银检和邓根本没想追索“被骗走”的76万公款,甚至不想执行法院判决。
  2011年5月12日,戚划出20万到银检帐户。如果将这20万认定为安置费(公款),那么邓毅昌应马上开始追索其余的76万公款。从5月12日到7月底邓调离银检这段时间,邓想追回76万,可以很容易追回,因为被退还的资金还在远江公司帐户中,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抵押”。没有过抵押的说法,“抵押”是叶艳编造出的谎言。
  用退还银行卡的签收单这个反证来圆谎,表明叶艳缺乏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缺乏职务素养;或者是权令智昏,自以为可以只手遮天,无论如何荒谬,都不会被否定被问责。
  4、对于举报人列举的证据和事实,叶艳要么回避不谈,要么歪曲法律、强词夺理。对于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叶艳以不是直接证据为由,拒不查核。叶艳徇私舞弊,抹案压案,包庇违法犯罪的司法人员。
  (1)解冻申请中有“将隐瞒的资金退给银检待后依法处理”的内容,2011年5月12日远江公司划20万到银检的转款单上注明是“退款”。两份证据证明20万退款就是“退回隐瞒的资金”,也就是陈琼敲诈敬勒索的30万的一部分。为掩盖陈琼的罪行,叶艳(包括吴斌/张全利)凭空捏造,将20万退款篡改成安置费。
  (2)对于远江公司划去伟兴店的10万元,案外人的说法是:“经转手送给了检方人员”。吴/张编造谎言,逼迫戚忠诚做假证说“自己用了”,“修奔驰车”等,并借口找不到伟兴店拒不查办。叶艳则以“戚忠诚不承认是给了陈琼”为由,拒绝调查。2018年初案外人提供了具体转款情况是:留下3万作为预付修车费,其余7万由另一案外人提现。这是很容易查实的。叶艳、吴/张等找借口拒不去伟兴店查核,就是不想追查下去,就是表明他们故意掩盖陈琼个人索贿的罪行。
  (3)吴/张编造谎言说“2011.09.01银检以安置费名义将20万上交财政”,而叶艳则说是“杨伟才签字以赃款名义上交财政”。由于举报人坚持要看证据,叶艳最终拿出的汇划底单显示是用“暂扣款”名义划去财政的。为了圆谎,叶艳硬将暂扣款说成是赃款是安置费。暂扣款和挪用公款案的赃款、安置费是内涵大小不同的概念,不能简单等同起来,这是普通常识。叶艳歪曲事实,掩盖20万是“违法所得”是“退回的隐瞒的资金”这个事实,从而掩盖陈琼犯罪问题。
  (4)2011年4月2日,邓毅昌安排银检公诉人刘延河办取保候审去看守所释放举报人。此次取保候审,无申请、无保人、无保金。以违法形式主动给被关押的举报人办取保释放,背后隐藏的真相就是邓接受案外人的宴请并与案外人商谈,主动提出“无论如何先把人放出来”,并安排了取保释放。叶艳2018.04.24承认无保人无保金的取保违法,2018.08.01又否认,声称“因为举报人符合取保条件所以取保并不违法”,“此次取保没有实施没有证据无法查处”。事实是①举报人当时明确不认罪,不符合取保条件。②无保人无保金的取保是确定违法的。③此次取保已经实施,因为举报人不同意而没有实现,有人证物证证明违法行为已实施。叶艳出尔反尔拒不查处,目的是回避邓毅昌的违法问题;避免查出邓接受宴请的问题。
  (5)举报人收集的银行登记表等证明邓毅昌、陈琼亲自到银行办理解冻退款。邓的行为违反了《人民检察院冻结扣押涉案款物工作规定》第33条的要求,说明了邓、陈是私自处理,是违法犯罪。
  叶艳以“检察长可以参与办案,上级机关人员可以指导下级机关办案”为借口,说邓、陈的行为不违法。
  邓可以亲自去办案、陈琼也可以指导下级机关办案甚至在需要时直接承办案件。但是邓、陈不能同时扮演所有角色。一手包揽了解冻退款的各个环节的所有工作,邓、陈就是违法,就是私自处理。法规要求办案部门、管理部门、检察长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就是防止私自处理,预防腐败问题。邓、陈的行为违背了法规要求,故意违法,构成犯罪。
  叶艳的说法则是在歪曲法律法规,徇私舞弊。

  五、为包庇陈琼、曾德森等检察系统的违法犯罪人员,叶艳纠合上述人员及二轻联社官员,试图欺骗北海市政府(国资委)为他们出具“批复”,认诬陷举报人,为叶艳圆谎,并将矛盾嫁祸于市政府(国资委)。
  2018.08.01以及2018.08.17,叶艳两次反馈调查结果时,都提到:“二轻联社现在正在对特殊人员进行安置,方案正由二轻报市政府审批”。
  此前,举报人了解的情况是:二轻联社不愿再处理特殊人员的问题,不想接收银检划给的20万;二轻没有向法院申请执行,也不想要法院硬判来的“公款”(安置剩余资金)。而陈、曾(乃至邓)等人一直在逼迫二轻给“特殊人员”发钱。
  2018年初,反贪局、反渎职局等部门从检察院转隶到监察委,陈、曾等人施压的力度已大不如前,此时二轻又转回来“安置特殊人员”,并将方案上报市政府审批,明显是有新的势力介入施压造成的。叶艳为司法腐败分子充当保护伞,滥权做恶,伸出黑手。
  “二轻联社正在安置特殊人员、方案报市政府审批”这种情况本身可以说明,2008年北海市造漆厂拆迁并安置职工时,没有什么方案上报政府(国资委),政府(国资委)没有文件批复等给造漆厂,更没有要求必须给特殊人员发安置费,所以剩余的安置资金也不是特殊人员的财产,特殊人员不是被害人。叶艳替邓毅昌编造的“返还给被害人,职工(特殊人员)是被害人”的说法,是凭空捏造的谎言。
  2008年,造漆厂没有向政府(国资委)申请专项安置资金,没有安置方案报政府审查批准,政府(国资委)没有出具任何文件、批复等。没有申请、没有方案报批、没有审查过安置方案,自然也不会划给专项资金,更不会有什么专项资金的使用规定。造漆厂的某些特殊人员宣称举报人“利用他们的名义从政府(国资委)要到了钱却不发给他们”,是在二轻某些人以及陈琼、曾德森的指使下对举报人的诬告。陈、曾等人越权滥权,将储备中心划给的补偿金的一部分歪曲成为政府划出的专项资金,是篡改证据捏造假案。
  2008年,作为市政府工作组成员的国资委官员阳玲等人,因为了解到造漆厂利用债权人谈判来的补偿金自行安置职工,不是向政府(国资委)申请专项资金,而退出市府工作组,对造漆厂的安置工作不管不问。并且曾经公开表明过“造漆厂职工安置工作与政府(国资委)无关,不是用政府的钱,而是用老板(债权人)的钱……”。
  2008年,北海市造漆厂职工安置方案报二轻联社党委批准,其中已对特殊人员的处理事项做出安排。
  十年后的现在,二轻联社又为特殊人员中的几个人编造出“方案”,并报市政府审批,他们要怎样隐瞒上述事实?要怎样欺骗政府(国资委)?或者,叶艳、陈、曾、邓等人及其背后的势力会施压逼迫市政府(国资委)批准不合法的“方案”,然后叶艳等人会继续诬告举报人,并嫁祸于市政府(国资委),甚至使(2008年时的)国资委领导以及阳玲等人背上渎职的罪名!

  六、案外人提供了新的线索,对于陈琼敲诈勒索、个人索贿的犯罪行为,本人另行举报。对于叶艳歪曲“上交财政”的事实,隐匿相关证据、拒绝查证,包庇腐败分子的问题,本人另行控告。

  附:1、10万、20万的银行进账单
  2、申请书
  3、银行解冻登记表
  4、控告邓毅昌的举报信(1)、(2)
  5、致北海市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缪佃江的公开信

  举报/控告人:丛刚
  家属整理打印,家属姓名:梁洁
  电话:13097790116
  2018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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